2013年4月12日至15日在上海大学举行了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奖颁奖仪式和公共艺术论坛，六位资深专家组成核心评委团，主席由前英国利物浦双年展总裁路易斯·比格斯（Lewis Biggs）担任，他始终致力于推动公共艺术的发展，关注如何使美术从博物馆和造型艺术中解放出来，走进城市生活和公共空间，对公共艺术在今天的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
艺术的传递
《新民周刊》：身为利物浦双年展策展人，你怎么会对公共艺术感兴趣的？
路易斯：我的职业生涯，最早是艺术史学者，之后在泰特利物浦做了10年的策展人和馆长，组织展览。我发现艺术在美术馆的展示总是受到限制，因为在美术馆人们总是根据艺术史来组织展览，但是社会公众并不了解艺术史，对艺术史也没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艺术品本身。
我在那里认识了许多艺术家，他们也喜欢在美术馆做展览，因为这样的展览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声誉，有利于作品的销售。其实，美术馆的空间不利于他们的自由创造，而美术史评价也使他们有一种压力，不利于展示他们的才华。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艺术家对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活的直接反应，而不是制造“美术馆泡沫”。
艺术家也有类似的感觉，要跳出美术馆这个框框。因此我有了介入公共艺术的兴趣。
《新民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公共艺术项目？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路易斯：那还是我在利物浦泰特做馆长时，因为有约翰·莫尔基金会的赞助，1998年我在海边做了第一个公共艺术项目“艺术的传递”（Artranspennine98），有穿越的意思。这是个非常大的展览，一半作品在博物馆和画廊里，另外一半在户外，从英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经过30个地方长达150英里。现在回头看，这个尝试是失败的：也许这30个地方太过分散，没有带来很大的人流量；也可能公共艺术做得太超前了。
展览本身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非常深远，很多参与的艺术家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他们自己仍在继续这个项目，每5年做一次，一直延续至今。结果还影响到当地决策者，让他们意识到可以借助公共艺术把这些地方联系在一起开发旅游业。2002年起展览被命名为“北方之路”，把一些旅游点连起来。
这是很好的例子，说明艺术家可以发挥引领作用，影响政府的决策，让政府官员不再消极地接受现实，而是如何想方设法把生活变得更好。我的职责就是让他们和艺术家交流，让他们从艺术家的想法中“偷取”一些对他们有益的想法。通常艺术家在艺术史上只是一个棋子，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让他们对社会发展起作用。
《新民周刊》：在英国，还有什么公共艺术的成功案例？
路易斯：在一个利物浦的边远小镇，有人找我商量：能不能用艺术品吸引更多的游客？当时小镇的居民对此抱着相反的态度，支持与反对的各占一半。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作用，引起大家来关注与讨论。有人决定先临时在海滩上设置100多个半人像。结果这些人像吸引了许多游客，社区居民最后决定长期保留这些人像。
由此可以看到决定公共艺术成功的因素：一、对经济、对社区发展有利；二、可以提高知名度，变得全球闻名；三、“社会资本”的增益，这是一个很难评估的概念，它涉及到社区内的相互交流：展览前引起居民讨论，展览时吸引大家去现场，成为社区的连接点。
中国的戏剧性变化
《新民周刊》：英国在公共艺术方面成就卓著，虽然是老牌的工业社会，但在后工业化转型中保留了文化魅力。中国现在也开始类似的经历，英国的这些经验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吗？
路易斯：按我个人的经验，不能让工业化时代的遗产完全消失。文化创造在英国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成功产业。文化建设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从英国的例子来看，特别是利物浦，曾经是一个工业重镇，200年前已经富豪云集，100年前成为文化名城。2008年成为欧洲的文化都市。不过，利物浦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是许多年前私人和公共资金投入的结果。中国现在巨资投入文化产业是件好事，但文化投资的回报不可能像工业投资那么快那么高，其成果可能要二三十年后才能显现。
《新民周刊》：这次的评奖与论坛都是国际性的，参加这次活动给你什么不同的体验？
路易斯：这次接触的是全球的案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很了解英国和欧洲的公共艺术，但这次可以了解各种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公共艺术。比如在中国，什么是公共艺术？对公共艺术的定义与西方一样吗？我发现，在讨论不同的案例时人们往往不在一个语义层面上，也发现不同文化会带来不同的语境。就像我当年做利物浦双年展策展人时邀请外国艺术家到利物浦创作作品，发现他们做出来的和在他们本国创作的不一样。
《新民周刊》：有没有新的经验？给你什么新的启示？
路易斯：见到了新的人，接触了新的案例，但很难说有新的经验。我热爱公共艺术，固然是因为喜爱艺术，但有时候也是出自一种愤怒：在利物浦，我看到整条街都是被遗弃的空房子，孩子们走在这样的街道去上学。我意识到这会毁了那些孩子。由于人们的错误决策，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他们被迫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在那里，孩子们都会成长为有危害的人，而这些有危害的人又会来危害这个社会。
《新民周刊》：在中国也许不一样，什么事都可能会有戏剧性的变化。
路易斯：有变化当然是好事。在城市里推倒老房子，盖起新的高层建筑，这样的现代化过程同样发生在1960年代的英国。新房子、新设施肯定要比老房子好。但是在英国，人们不得不将1960年代所建的高层建筑推倒。因为人们发现居住在高楼大厦里有许多问题，甚至会引发社会问题。现在我们正在为他们建造平房或类似平房的房子。
这次论坛的主题叫“地方重塑”。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因为很多城市的规划者、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建造了很多街区和房子，但并非人们理想的生活家园。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所建造的房子都是为房地产商谋利，从来不会考虑人们住进去会遇上什么困难。每个人都应该享受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不是商标，更不是钱，是给予人们决定和考虑的权利。在伦敦、巴黎的郊外，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世界各地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而让我愤怒的是，为什么人们会住在这样千篇一律的空间里？为什么大家都忙着把许多有文化记忆的老房子推掉，却造这样千篇一律的盒子让不同的人去住？这也是驱使我热心公共艺术的动力。
《新民周刊》：在中国正值公共艺术热，新成立的IPA会发挥那些国际专家的顾问作用吗？
路易斯：不会。公共艺术从来是地方性的，是为地方服务的。国际性组织不可能完全为中国当地或别的地方服务，还是在研究的基础上让大家来分享研究成果，而非直接去指导公共艺术的具体项目。学会可以向大家提供一个专家联络图，而不是把专家找来进行业务咨询。
《新民周刊》：对6个得奖案例有什么评价？
路易斯：这次评奖是全球性的：我们希望六大洲的优秀项目都能评选出来。要知道在非洲做公共艺术和在北美做完全是两回事：非洲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相应的政策与制度，全靠艺术家自发地做，作品总是做得很简洁。而在北美，公共艺术有政府支持，还有社会各界的投资，因此在体量和规模上就没法比。我们要展示的，是每一个案例的不同方式。一般来说这些案例有三个看点：一、艺术家的作用发挥得怎样？二、这些作品采用了什么材料和工艺？这些材料和工艺是不是当地的？三、这些作品与大众的关系如何？总之，公共艺术在每个国家，做的方式都不一样。 |
